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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加坡有华人优势,但与白人特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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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秀敏 (Sai Siew Min)    译者:苏颖欣 (Show Ying Xin)      2021-6-29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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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尽管学者、评论者和政治人物承认新加坡存在种族主义和种族优势,但有些人认为Chinese Privilege(华人特权或华人优势[1])的概念过于简化或不适用于新加坡,只因为它来自不同的语境。美国女性研究学者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最初发表于1988年的论文根据美国现行的特权/优势系统来定义何为“白人特权”:那是一个“无形无重的行囊”,是“(白人)每天得以兑现的不劳而获资产,并且(他们)‘意在’维持这种毫不自觉的状态。”本文作者指出新加坡现行的优势系统与之不同的主要层面,认为华人优势虽然存在,却必须有不同的理解:

  • 新加坡政治威权主义让异性恋霸权下的华人男性及其观点享有不成比例的利益,这也延伸到许多领域。此现象甚至被认为是“亚洲特性”,让许多新加坡人感到无所适从,因此这种力量的性质不同于无意识的白人特权。
  • 我们也必须考虑自1970年代教育改革以来的语言不平等问题。有些人认为由此产生了霸权英语和边缘华语,进而削弱了“华人优势”概念的合理性。本文作者指出这种片面批评并未考虑到影响“非华”少数语言的边缘性和不平等,还有华英双语主义地位高于其他双语主义的问题,以及“母语”的特殊官僚定义导致新加坡华人受制于无法达标的“华人性”标准。这些因素意味着华人优势包含了一种不可取的扭曲心理成分,麦金托什也将之视为白人特权的一部分。这种扭曲心理以屈辱感的形式出现,因此使人难以看见他人遭受的不公待遇。
  • 第三,据麦金托什的说法,“白人特权”将“不劳而获的资产”赋予被视为“非有色人种”的人们。1970年代以来,新加坡CMIO种族分类模式政策下的华人明显被“种族化”,并且不断面对当局对“华人性”内容的教育、改革、规范和监管。就此而言,华人优势的概念应该和“华人性”(包括其刻板印象)的概念一起理解,后者则植根于本区域华人开拓-殖民-定居-移民的片面华人中心论述。为了更好地分析种族主义和实践反种族主义,我们需要更加了解马来世界和华人移民的悠久历史,而不只是二元化地理解“华人”殖民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

在我阅读各种关于“白人特权”的评论当中(我必须承认自己读不多),最有帮助的是嘉可•莎恩(Jacqui Shine)刊登于《洛杉矶书评》的文章。她评论菲比•玛兹•博薇(Phoebe Maltz Bovy)的《特权的危险》(The Perils of Privilege)一书。基本上,博薇对美国的“privilege”概念提出异议,和几位新加坡评论者和学者的论点不谋而合。《海峡时报》记者袁昕(Yuen Sin)呼应博薇的批评,认为人们经常过于不严谨地使用privilege一词来扣帽子。无论批评是对或错,这种扣帽子的做法也随之启动了恶性循环的自我沉溺,充斥着自命正直的控诉剧本,且通常伴随着对方的忏悔认错或是愤慨否认,却无法促成对不平等制度和种族主义的有效讨论。同样的,社会学家吴佩松(Daniel Goh)和Terence Chong 担心使用“Chinese Privilege”一词已成为“一些善意新加坡人自认正直和巩固自我感觉良好的工具,为了避免贯彻真正的反种族主义而做出的福柯式忏悔的愉悦行为。”[2]

我认为嘉可•莎恩的论点切入了这场“华人特权”辩论的核心。莎恩认为,特权/优势的概念是有缺陷的,然而社交媒体上普遍将之简化使用,就连反种族主义人士也一样,其实这种情况在醒觉运动中并不显得特殊。从来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概念或想法未被如此“滥用”过。儒家思想顷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莎恩作为历史学家,建议我们细读麦金托什1988年的原作,而不是广泛流传的删节版。这篇关于白男人特权的论文,是她作为以白人为主的美国女性研究作者和实践者的观点。文中麦金托什也和批评者一样担心特权/优势概念被简化使用的“危险”。除此之外,莎恩有效地向读者介绍了这个概念在英语世界的漫长知识系谱。她论及privilege这个词汇和殖民主义的交叠关系,这点我有所领会,因为“华人特权”标签的通用就掩盖了深层的历史面向,也就是特权/优势概念如何与我们在新加坡思考语言、种族-族群和跨族群关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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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的危险》(The Perils of Privilege)(Photo: )

我认为,有关华人优势的学术讨论,其关键不在于此概念是否有助于揭示新加坡实际存在种族优势的状况,而是攸关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国家的种族优势,这恰恰反映我们许多知识上的不足。新加坡政治领导人承认新加坡存在种族主义[3]。虽然吴佩松和Terence Chong认为特权/优势概念没有成效,他们也同意新加坡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鉴于种族主义存在的现实,我们有必要随着麦金托什提问,即便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的种族主义只对特定群体不利吗?是否过于赋权一个支配群体?就此,我们只能借鉴经验实例来进行严谨的知识工作。目前已经累积无数关于新加坡种族优势的书写、观察和经验证言,提供社会科学家充分的资料来深入研究这个现象,因此不该将特权/优势概念视为肤浅、扰人或只是照搬他方的概念。对我而言,针对特权/优势的批判知识工作显然才刚开始,所以不该过早放弃朝此方向努力。老实说,一开始我确实对“华人特权”的讨论感到沮丧和困惑,但从各方了解到特权/优势概念的讨论后,我认为这个紧迫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尤其是对新加坡华人而言,我们一直缺乏深刻反省自身华人性在新加坡的历史,而这个华人性并不应该直觉式地依附于一个更大的、(恕我直言)同样简化的“华语”、“华人文化”或“离散华人”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背后预设的纯正性只能存在于他处。这种空虚的华人性喂养了许多新加坡华人,并且助长我们对种族优势的独特理解。这些问题都需要迎头解决。

华人优势、白人特权

无论如何,先谈谈麦金托什的1988年论文。[4] 所有提倡采用华人优势概念的文章都依赖她对白人特权的定义。她写到,白人特权就像是“无形无重的行囊”,是白人“每天得以兑现的不劳而获资产,并且他们‘意在’维持这种毫不自觉的状态。”[5] 正是这个对特权/优势的定义直接套用在华人优势上。无论是否涉及学术讨论,新加坡人都坚信这个定义,并且以此为据争论华人优势是否存在,以及新加坡华人到底享有什么“不劳而获的资产”。不过,麦金托什明确指出,这个定义并不完整。她论文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完全没有在华人优势的讨论上出现,那就是“特权/优势系统”的概念。论文的第二部分她就指出特权/优势定义的可能缺陷,即是将构成白人特权的无形无重利益当作是令人向往的东西。相反地,一些利益是通过无知、傲慢和压迫来构成主导和支配地位,这不该是“令人向往”的事。麦金托什强调从整体上思考“特权/优势系统”,采用“更精细的特权/优势分类”,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均衡和破坏性影响,包括对“扭曲的白人心理”的作用。她写道:

……“特权/优势”这词目前似乎有误导性,导致我们过于正面看待“特权/优势系统”产生的条件和行为。我们通常认为特权/优势是一种有利的状态,无论是挣来的或是靠运气或出生身份得到的。我们不时提醒学校毕业生他们享有优势,敦促他们善加利用(令人钦羡的)资产。“特权/优势”一词意味着某人拥有一些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不过,我在此讨论的特权/优势状况则是过于赋权某些群体的系统。这种优势赋予支配权力,允许人们因为自身种族或性别身份彰显控制。这种优势允许某些人不顾及他人感受(至少这是最好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造成凶残行径,这些都不应该被视为令人向往的特性。或许许多人渴望获得这样的“特权/优势”,但它对整个社会完全没任何好处。[6]

读了麦金托什1988年的论文,在我看来优势概念适用于新加坡,但前提是先放弃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雷同的假设,尽管两者之间有许多互通声气之处。例如,以男性和种族身份为基础的优势,促成了白男人和华人男子的支配地位,两组人都以异性恋霸权的假设运作。这个相似点让优势概念成为令人信服的框架,以用来检视支撑种族主义结构下各种相互关联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也有助于打破习以为常的隐形学科和观念边界,创造跨界知识生产。

优势概念不仅与我们相关,在日趋严重的阶级和收入不平等的当下更显必要。我们应该批评反思新加坡的“优势系统”及其固有偏见。为了全面了解在新加坡的优势,我们有必要从基本原则开始提问,例如新加坡优势系统的特性为何?我们观察到和记录到的“优势分类”及其影响有哪些?新加坡优势系统如何根据华人/非华人、男/女和菁英/非菁英等范畴,来吸收、确认、奖励和惩戒个人?哪些历史进程、事件和偶然巩固了优势在新加坡的发展?优势系统的主流世界观是什么?构建、维持和强化它的是哪些意识形态和叙事?这份清单尚未详尽,但我的重点是:把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相连起来没有意义,华人优势只有在新加坡优势系统中讨论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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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SG于2021年6月16日举办了有关种族和歧视的

白人特权和华人优势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新加坡的政治威权主义,其交织于教育和社会阶层的程度一直以来把权力强势集中于国家。有意无意地,新加坡的政治威权主义让异性恋霸权下的华人男性及其观点享有不成比例的利益。这些观点的支配力量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延伸到其他重要的生活领域,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商界和学术界。也有人为新加坡威权主义大声辩护,说那是属于我们的“亚洲特性”(相对于“西方”)——意即哪些制度“管用”并且获得大部分新加坡人同意;事实上国人面对无所顾忌的专制力量,早就感到无能为力。威权主义使优势成为一种聚集的实质力量,和白人特权那种发散的蔓延力量截然不同。 阅读更多 »